流年丨顾土：很多中国话你现在恐怕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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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丨顾土：很多中国话你现在恐怕听不懂

From: 顾土新三届 2019-08-29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顾土，原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职报社，专栏作家，文史学者，现已退休。

原题

这些说法，都忘了吧

作者：顾土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典型谈吐，一种社会有一种社会的特色词汇。

如果世易时移，假若沧桑巨变，一类话语的退隐、一批词汇的消亡，恐怕在所难免。

我这个人不大轻易遗忘，所以时常脑袋里会忽然蹦出几句曾经特别熟悉的词语，也会猛然冒出一些许多年前还是绝对主流的说法。这些词语曾多年主导着我们的生活，这些说法长期左右着我们的生命。我实在无法忘怀！

有时，我遇见同辈或更年长的一代，特意说出那些陈旧的说法，他们常常一愣，很长时间都回忆不出这些说法的含义；有时，我询问年轻的一代，知道那些过时词汇指的是什么吗，他们无不懵懵懂懂，多数的解释会让你啼笑皆非、顿时无语。

文革期间的北京街头

这不能都怨健忘或是无知或者什么代沟，因为这些说法的含义，今人根本无法想像，不可思议，时过境迁，连过来人也觉得莫名其妙。这些语言的生存空间多半已了无痕迹，甚至无可复制，即便有的词句今日还在延续，可对社会而言，多半是形式大于内容，其影响早就一落千丈，其意义几近于无。

今天，当我们回忆这些说法，琢磨这些词句，最容易生发出世事无常、昨是今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

尾随围观

围观的是稀有动物还是怪物？尾随的是明星？

呵呵，别想多了！几十年前，这指的可是外国人！

在我读中小学的年代，外国人少而又少，绝大多数地方对外国人而言，是禁区。北京是首都，相比之下，外国人还有那么一点，但中外接触并不容易，即使见到个把外国人在街面上晃荡，我们也无不保持着格外的警惕。

1970年我在浙江湖州三中读书，当地同学见到我这个首都来人，问的最多的就是外国人长什么样。我回答：黄头发绿眼睛。他们顿时瞪大眼睛：像鬼吗？

哈哈，看来，洋鬼子的说法确实深入人心！

1972年北京街头围观外国人的人群

外国人，后来又戏称老外，在我们的心目中实际是指非黄种人。如果是朝鲜来客、越南来宾、外蒙来人，估计没人会去“尾随围观”。

那个年代，我对白人的形象主要来自四位。

一位是北京铁一号人民大学宿舍红三楼丙组四层住着档案系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算是我家的近邻。我父母都是人大档案系的教师，所以走在院子里，常常过去和他打招呼。

一位是铁一号红二楼丙组一层住着一位德国老太太，她是人民大学一位教授的夫人，教授去世后，这位遗孀就永远留在了中国，无儿无女，孤身一人。

一位是我读中学时的同班女同学，中文姓名是杜明。他的父亲就是洋人，来自澳大利亚。为什么留在了中国？据说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再有一位就是马海德了。1966年下半年，我母亲带我去北京阜外医院看病，那里的专家不是下放，就是被打倒，有的正在扫厕所，坐诊的竟然是位年轻女军医。我母亲怀疑她的医术，而自己又不便出面，临到叫号，就让我这个小孩喊，找老爷爷看病！那位老爷爷正是马海德。女军医当时很尴尬，但一见我是个孩子，只好说：好吧好吧。马海德闻声走出诊室，看见我后露出笑容，拉着我的手：来来来！

故事片，演反派人物，日本鬼子好办，那时都是中国人冒充。东北老一代演员还会一口流利的日语，比如长春电影厂的方化，不到20岁就在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上班了。他是扮演“日本鬼子”的专业户。至于中国演员扮演的美帝，有的实际是少数民族，还有的是白俄。

第一次听说“尾随围观”这个词儿，是尼克松访华前夕。那个年代，中央文件可是一直传达到我们这些中学生里的。文件反复强调见到外宾不许“尾随围观”，学校动员、老师叮嘱，也都一再称严禁“尾随围观”。好在当时的人特别听话，真没什么人敢去“尾随围观”，万一有人不识趣了，恐怕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真的出现“尾随围观”的景象，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大街小巷慢慢出现与中国大陆人截然不同的衣着和面孔，尽管还在要求不许“尾随围观”，但已经没人真的去管你了。尾随的日益增多，围观的处处可见。先是北京人围观，后来主要都是外地人在那里尾随了。谁叫他们从前没见过老外呢！

那时的日本人最多，还有就是港澳人、海外华人，时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尽管衣装比我们讲究、合体，脸蛋也比我们光鲜不少，但毕竟是黄种人。围观的偶尔也有，无非就是死盯着人家手里的相机和衣帽皮鞋来回看，可尾随的好像真没见过。

假如冒出个非黄种人，那可不得了，不仅围着几层看，还能跟出半里路，如同看耍把戏似的，比去动物园还过瘾，又不收门票。

“尾随围观”，这个说法也不知谁的发明，贴切、形象，把当时街头看老外的那个场景生动表露出来。有人为了看老外的那身行头，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人人身上穿戴的这些东西，可那时却好像奇装异服一般。有人为的是看老外的眉眼：怎么会有如此长相？还有人为了看老外拎的挎的那些物件，觉得稀罕；还有人估计就是凑热闹，与看打架吵架一样，别人看，他们也不甘落后。

老外那时只要一被尾随围观，有的满脸羞涩，赶紧飞奔；有的惊讶万分，却很友善，又是挥手又是哈喽，还拉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合影。

1978年冬，北京芳草地,围观外国人拍照的孩子们

最令我难忘的围观场景要数北京崇文门的马克西姆餐厅门前了。1983年，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开业，这可是当时的大新闻，算是城市生活开放的一个标志。这里离北京火车站仅一站路。1983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流动开始活跃，下了火车的人，有的专程，有的路过，纷纷跑到这里来看西洋景。餐厅灯光柔和，外面看进来不甚清楚，怎么办？那时的人可不管什么自尊不自尊，别看衣衫褴褛，个个都把脸贴着彩绘玻璃往里探望，盯得里面用餐的人难以下咽。

等到外国人越来越多，中国大陆敞开大门，男女老少还走出了国门，“尾随围观”就迅速走进了历史。如今，老外就是站在你眼前，你都懒得看他。广州这个地方，因为外国人过多，号称潜伏着数十万，还挺招当地人烦的。

友谊第一

40年前，一说友谊，肯定指的是外国人，中国人不叫友谊，那叫关系。

那种年代，一个城市，只要是友谊商店、友谊宾馆，进出的肯定是外国人，再加港澳人、海外华人。

北京的友谊商店建于1964年，而友谊宾馆，更早：1954年，都是有年头的地方了。别看叫友谊，但在当时，却是中国大陆普通人绝对不能进去的地方，如果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连靠近都不行，否则就有投敌之嫌。

北京友谊商店

友谊宾馆与其他投宿的地方有何不同？简单地说，就是房间整洁，还铺块地毯，有个独立的厕所，还没臭味。友谊商店里面，肯定有市面上买不到的紧俏商品，还有进口的，花色品种远远多于外面的商场，百货大楼也望尘莫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友谊宾馆，我们这些大陆人终于可以进去了，但最初还必须有个理由，门口要填会客单。当时可没门童这么一说，而是叫门卫，不是给你拉门的，是把门的，满脸警惕，火眼金睛，一眼就能识破谁是中国大陆人，把你从来来往往的客人中一把提溜出来，拦下后就问找谁，与单位传达室一样。好在那时阶级斗争正在退隐，最多也就是不准你进去，不会再把你送交公安机关，或是打电话要单位来领人了。

与友谊宾馆类似的地方还有饭店，不是吃饭的饭店，是住宿的饭店，过去也是普通中国人不准踏入的地盘。北京老牌的有新侨饭店、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北纬饭店，改革开放后，建国饭店、国际饭店、兆龙饭店等等也相继拔地而起。

1980年代，大陆普通人能住饭店的实在太少，一旦有理由走进去，出来后起码在半个月内会不停地炫耀。我的邻居和朋友，只要见到他们头发湿乎乎的，手里攥着几个装洗发护发水的小塑料袋，就知道刚从宾馆归来。凡是有幸进宾馆看亲友的，都会想方设法借机洗个澡，再顺手捎点免费东西，没法子，谁让家里没浴室，人人都很困窘呢！

我们憧憬友谊商店，还有一件要务，就是能采购点外面紧缺的食品。我认识几位北京大学当年的日本留学生，如今已是知名的汉学家了。他们在北京留学时常向我抱怨，说是他们的老师总托他们从友谊商店购米买油。他们说，在日本，如果导师要学生做这种事情是很没面子的。我劝慰他们，在中国，这些东西凭票凭证才能买到，老师也是人，需要生活，你们应当理解，就勉为其难吧！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日本（宣传画）

啊，对了，说友谊时不能忘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话现在没人说，说了也没人信，可在四十年前却是挂在路边、放在嘴边的口号，入场券的入场须知都会醒目标明。

什么叫“友谊第一”？就是体育比赛时不允许把比赛输赢看得特重，而要紧的是与对手的友谊，主要指的是外国选手和团队。如果不讲友谊，只在那里争胜负，就会受到严厉批评。为了友谊，可以让球、装输，观众还必须为双方鼓掌，不鼓是不行的！

夹道欢迎

你参加过夹道欢迎吗？有迎当然还有送，估计外地人这种体验不多，可当年在北京市里上过学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经历。

1970年后我回到北京读中学，不时参加迎宾活动，只要来个国家首脑或总理，都是数万人直至十万人夹道迎送，从首都机场开始，再到十里长街。我们举着花束，拿着小旗，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走的时候自然就是：欢送欢送，热烈欢送！

我嘛，特别喜欢迎宾，不但上课免了，还能看外宾，看周总理，看红旗车队和开道车。那时周总理和来宾都是站在敞篷车上，朝我们招手。

1967年，首都青年在天安门前表演非洲舞蹈，欢迎卡翁达总统

我迎送过的，记住的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宾努，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阿尔巴尼亚的谢胡，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越南的范文同、阮友寿、阮氏萍，伊朗的巴列维，巴基斯坦的叶海亚▪汗、阿▪布托，缅甸的吴奈温，扎伊尔的蒙博托。怎么样？自豪吧，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名人，我可亲眼目睹呢，尽管隔着距离，一晃而过。不过，也挺奇怪，朝鲜的金日成、阿尔巴尼亚的霍查，那时就没见过。

后来，好像是因为礼宾改革，还是因为外国要人访华日渐增多，夹道迎送不堪其累，被取消了。

三国四方

现在上网一查“三国四方”，怎么都成了林立果、江腾蛟了？事实上，三国四方最初指的是印度支那三国四方，柬埔寨、老挝、越南，因为越南尚未统一，分南北方，所以是四方。如果称人民，那就叫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了。

越南南方的政权，是越南共和国，但在那个年代，被称作傀儡政权，是打倒和辱骂的对象，南方还有一个政权，是北越支持的，叫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四方的意识形态很强，因此只包括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三国四方，当年可是我们听得耳朵出老茧的词汇，四方指的是什么，还是政治考试卷里的常设题，背来背去。我们不但知道指的是什么，还清楚记得所有领导人的名字，都是脱口而出。来，下面我就默写一遍：

柬埔寨有西哈努克亲王、莫尼克公主、宾努亲王，再加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农谢、乔森潘，这些是当年备受赞誉的人物。被辱骂的是，朗诺—施里玛达卖国集团，后来又是洪森伪政权，当然，现在洪森又成尊敬的老朋友了。

夹道欢迎欢迎西哈努克

老挝有苏发努冯亲王、富马亲王。

越南北方就多了，胡志明、黎笋、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寿，南方有阮友寿、阮氏萍，后者是位女士。越南南方的共和国总统，因为报上天天骂，所以名字也记得特清楚，先是吴庭艳，后来被推翻，以后的叫阮文绍。过后才知道，阮文绍也是抗法追求独立的老战士，只是和胡志明分道扬镳了。

越南南北方没统一时，天天喊支持，各类志愿大会、游行示威就不知见过多少，抗美援越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人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可统一之后，支持声音渐趋微弱，中越摩擦声却不断传来，最后连亲华的越共领导黄文欢都跑到中国来了。

如三国四方这类的国际知识，那时是我们的必备，如今恐怕没人记得，记住了也一无所用，年青一代听了更莫名其妙，估计连那些国家自己的人都一头雾水了。顺便再举个例子：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的总书记是霍查，总理是谢胡，首都地拉那，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些，我们当年可是铭刻在心的。邻居王大叔、马大神的名字叫什么，未必清楚，但阿尔巴尼亚，却是不能不知道的。后来，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巴卢库被揪出来，说是反党集团，报纸上还把霍查的批判文章全文刊出，看起来就像林副统帅一样。以后又知道谢胡也没有好下场，自杀了。

有人说，我们当年的脑袋里真正的知识一无所有，而垃圾装了一堆。说垃圾，也不一定，比如阿尔巴尼亚，毕竟还是个国际冷门。

据说诗人北岛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在纽约坐出租，一路和司机聊天，问对方哪里人。对方一听这个就烦：说了你也不知道，别问了！很多人问过，都没听说。北岛耐心地问，你说说，说不定我知道呢。对方回答阿尔巴尼亚！嘿，这下可真是海内存知己了。北岛说他不但知道，而且还知道首都是地拉那呢。说得司机兴奋无比，好像最终连车资都免了。

外宾

外宾？如今还有人这么说吗？

几年前去一家饭馆聚会，同桌的一位朋友，一把年纪，看见有老外在场，习惯成自然，脱口而出：啊，还有外宾呢！结果，被人耻笑半天。

可是，三十多年前，外宾是我们对外国人的标准称呼，实际操作还会再加上港澳台人和海外华人。他们那会儿和外国人是同等待遇。

别看那时天天喊打倒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但外宾真的来了，就跟供起来的菩萨一般。

1970年代后期，终于允许归国华侨申请出国，也允许海外亲友来华探亲了。从那以后，谁家只要有外宾前来探望，拥挤不堪的住房立马就会翻身，说不定还会免费给你家斑驳的墙面刷上一层大白呢。

我在“尾随围观”里说的铁一号红二楼丙组一层住着的那位德国老太太，原本独自住在一套住宅里，文革开始，与院内很多人家一样，硬是挤进来另一家，变成了合居。我至今想象不出，一个德国人，和一家那个年代的中国劳动人民合用一个卫生间、一间厨房，是个什么感觉。

不过，时来运转，忽然接到上面通知，说是老太太的两位当年的同学要来华探望，还是从资本主义的西德过来。这下可忙坏了总务和保卫部门。那家挤进来的人家立即被赶走，整套住宅被粉刷一新，还搬来了公家沙发，配上了保姆。老太太常年蜗居在家，已经行走不便，每天粉刷房屋时都由专人将她抱出，放在户外晒太阳。那几天，我每天都会跑过去好奇地看着这位瘦骨嶙峋、来日无多、躺在那里享受阳光的洋老太太。

从此，院子里的其他一些人家也纷纷效法，过去想方设法隐瞒的海外关系一时间全冒了出来，然后就向上申请改善居住条件，理由很充分，绝不能给党和国家丢了面子。

后来我读到一些回忆录，才知道，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但有的地方，因为事出突然，一时来不及腾房子，就会将其他房子暂借，充充门面。当然，因此发生的笑话也是难免。

1981年，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电影《邻居》，还获了奖。其中有一段，讲述的就是因老外来访借房子充门面的尴尬事。

说起外宾，又记起了外宾休息室？如今的人会问，怎么，外宾还有专门休息室？凭什么啊！难道休息还分中外？但在那个年代，我们可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人家是外宾嘛，当然不能和我们臭烘烘地挤一起了！

如今，走进飞机场、火车站、码头、名胜古迹，举目一望，处处都有休息室，肯定有贵宾的，就是看不见有外宾的，因为外宾这个词基本被淘汰，即使是外国人，也未必就是宾。吃穿住行，当今早已不分中外，而是专分贵贱了。

几十年间，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外宾休息室都是各地最常见的一景。这种休息室，顾名思义，中国大陆人是不许进入的，门口还配有专人看管。如果长得不像老外，就要查看护照，验明正身。那时老百姓哪来的护照啊，1984年前连身份证都还没发明呢，只有户口本、介绍信。没护照？那就外面呆着去吧！

外宾休息室摆的是沙发，铺的是地毯，有专用通道，安静舒适，常常还开有一个售票窗口，可以买到外面难以买到的车票。外宾休息室有专用的外宾厕所，只有这种厕所才可以称得上是卫生间。而外宾休息室之外呢，别提了，凡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清楚？脏乱差、乱哄哄、一窝蜂，处处可见前心贴后背的排队长龙，厕所里臭气熏天，满目污秽。

其实，也不仅仅是外宾。当时普通人与航班、火车软卧也一概无缘，但如果不是普通人，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飞机场除了外宾，就是内宾，而内宾是有级别的，不然，谁认你是宾？火车站能上软卧的，也需要级别，花钱都没用。在这些地方，专门的休息室必不可少，推开门走进里面一看，嚯，坐着的有头有脸，与外宾享有同等待遇。

大约到了1990年代吧，换成了市场经济，起码在飞机、火车、轮船上，什么中外、什么级别，在价格面前都已经变成人人平等。加上外国人、港澳台人，蜂拥而来，天天在眼前晃悠，想特殊都没门儿了。

从那以后的休息室，华洋混杂渐成风景。一片又臭又乱的地盘，不妨靠着几个外国人，没人在意；而贵宾休息室，又叫VIP，说不定坐在那里的都是中国人呢。

外宾早已改叫老外，港澳台同胞的称呼早就换做港人、澳门人、台湾人，除去官方，同胞这个词已无影无踪。海外侨胞这个词不知不觉退出了历史舞台，海外回来的，那就跟你我没啥两样了，最多叫个海归，算是给你点面子。

痰盂

你见过痰盂吗？你还记得痰盂吗？

没见过，还说得过去，年轻嘛；说不记得，那就不应该了！凡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熟悉痰盂？

那个年代，公共场合，痰盂算是和果皮箱一样的设施，而有身份的人家，茶几前会放个痰盂，老百姓的桌前、床前，也不妨搁个痰盂。痰盂，如果不是摆在公家的会客室里，基本都是一专多能。

公家的会客室里放痰盂，标准的是在茶几两旁，一边一个，如此一来，分坐在两侧沙发的主宾，就可以时不时地啐进一口了。

你还别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那时会见外宾，也是摆着痰盂的，报纸上、电视里，会见外宾的照片和镜头里，痰盂特显眼，都在最前面，是身份的标志。

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

改革开放没几年，看见《参考消息》刊登外报言论，说来中国什么都可以理解，就是不能忍受会客室里的痰盂，怎么还能在别人眼前啐啐地吐痰呢。当时还有一条报道我也记住了，说来中国，最不明白的就是，怎么马桶也可以叫“胜利牌”？

外国媒体报道多了，痰盂就退出了外宾会客室，渐渐地，痰盂也退出了各种场合，直至销声匿迹。现在，谁想在商场买个痰盂，售货员听没听说过，我深表怀疑。

偷听敌台

年轻一代，估计都不知道这是啥意思吧，什么是敌？台又怎么了？听听还不玩一样！网都看呢，世界各地电视也不妨照样瞧，电台还不小菜一碟啊。呵呵。

可是，这放在过去叫罪，批斗、办学习班，那是轻的。

敌台就是敌人电台。我是直到1975年，文革后期，才敢偷听的，那时严酷的管控日渐松懈。尤其到了农村插队，这才明白，原来人人都在偷听，知青没有不听的，贫下中农也听，估计地富反坏右不敢，怕罪加一等。

什么是敌台？其实从来都没说清过，今天更分不清。

那个年代，美国的肯定是，台湾的当然也是，但是，苏联的呢？早先不算，那是老大哥电台，听了叫学习，鼓励还来不及呢。后来就成了敌台，还是大敌！

我在农村时，敌台每晚听，下雨歇工时也听，不然没事做。一天到晚总停电，只有半导体收音机可以权当娱乐，但不能老听样板戏吧，也不能老听社论和大批判稿吧。

敌台的内容丰富，那些音乐是我们从前听不到的，新闻也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我在台湾电台里听得最多的是流行音乐，当时被我们称做靡靡之音。老蒋去世后，经常可以听到纪念音乐会、诗朗诵，“总统蒋公”这个提法记忆深刻。美国电台主要听各类消息，完全出乎我们的想像。苏联电台有肖斯塔科维奇、柴可夫斯基、哈恰图良的作品；《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常常播，好像是开场歌曲，一听就知道苏联华语广播来了，在我们这里，这首歌被定为黄色歌曲，谁敢唱，肯定属于低级趣味，是受批判的。

我在苏联对华广播里还听过配乐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广播里的新闻没什么意思，可有些人的名字却记住了，除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葛罗米柯早就耳熟能详之外，还有像波诺马廖夫同志、波德戈尔内同志，一直记到了现在也不忘。

苏联电台里还播放过一首中国知青歌曲，听起来十分感伤，作者是任毅，南京人。后来才知道，他为此差一点被处死，最后蹲了九年大牢。

还有一家电台，不知道是敌是友？这就是朝鲜的华语广播。那个电台有音乐，有文艺播放，基本都是歌颂领袖的，但作曲确实好听。《金日成将军之歌》，我就是从那里学来的。如果我正在偷听敌台，队长或支书忽然敲门，我赶紧关机。他们听见了，进门后明知故问：这是啥广播啊？我回答：朝鲜的！他们哈哈一乐。

到了1977年初以后，我们就很少听敌台了，不是敌台不新奇了，而是我台内容多了，因为一批批文革前的文艺作品相继被解禁，晚上就成了重温旧作的时间。小学操场放映的电影有久违的《烈火中的永生》《舞台姐妹》《青春之歌》《革命家庭》《战斗里成长》《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电台里有十多年不许唱的越剧《红楼梦》、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那些唱段，一时间反反复复不知听了多少遍，韩英的那几句，听得我们热泪盈眶。

海外关系

这是个啥关系，年轻一些的人对这种关系会莫名其妙，其实，年纪大一点的人也未必能说清楚。那个年代的很多形容原本就是模棱两可、宽泛无边。左的时候，往这边靠靠，就是“有问题”“特嫌”，可能“通敌”；不那么左的时候，朝那边划划，也有可能就成了“统战对象”了。

别以为这是调侃，很多年前，只要填表，“有无海外关系”肯定是其中一项，指的是在国外、港澳台有没有亲属，他们是做什么的，目前有无往来。这条关系直接影响到你的政治生命，也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下一代。

我有个同学，舅舅是国军老兵，去了台湾。从读小学、中学到入红卫兵、入团、招工，被这个关系死死缠着，无不受牵连。他私底下老骂舅舅，压根没见过，可却是人生的魔咒，倒霉死了。

有位女朋友，在加拿大有个叔叔，也是从未谋面，但填表时又不得不填，不然就是隐瞒组织。她报考文艺团体，就是因这么个“关系”，来回审查，不过，也因这个“关系”，她八十年代赴加拿大留学了。

那时的华侨最惨，“海外关系”与生俱来，谁家没有一堆这种“关系”？我家周围的邻居，父母的同事，有多位华侨，其中三位是印尼华侨，都是印尼排华时回国的。他们可是真爱国，但悲催的是，只要来了运动，又一概没跑，肯定都是“特嫌”。

先父的同事兼好友饶友基，一说“海外关系”，从东南亚到香港再到美国、加拿大，连他自己都数不清，“特嫌”这顶帽子，文革里自然也就难逃了。七十年代末，他率全家赴港，临行前，我父亲在家里为他践行，一说到归国多年的遭遇，痛哭失声，我们全家也为他垂泪。

1979年，有一部电影《海外赤子》引来全国瞩目，那首流传至今的《我爱你，中国》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电影里面就讲述了“海外关系”如何带来了不幸。

现在呢，如果还有“海外关系”这一项，估计全国各家庭合起来就是个天文数字了，填不胜填！真要填，恐怕写个“没有海外关系”才显眼。

招商引资

招商引资这句话还有多少人在说？不得而知，但在改革开放初期，这可是全国各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喊得震天价响。

过去没钱、没商，尽管不蒸馒头可以争口气，但靠使气，社会是发展不起来的，没办法，为了招商引资，只得不惜一切，千方百计。

招商引资，最初是指外资、外商，最早的都是日资、日商，还有港资和港商，因为欧美还在观望，台湾还没对大陆解禁。

港商其实都是中国人，而且来投资的许多港商都是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过去的大陆人，大逃港过去的。我遇见过多位来大陆投资的香港巨商，还有一位议员、一位数学家，聊天时只要问到什么时候去的香港，开始都支支吾吾，最后终于说是六十年代初。我一下就明白了。

那时的日商才是名副其实的外商。“中日友好”是当时的主流。

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大街上日本人随处可见；日本援建的项目纷纷拔地而起，凡是重大投资，似乎都有日本的一份；日本商品广告布满媒体，连王府井十字路口都矗立着一幅巨大的日商广告牌；在报纸上不时可以看到日本无息贷款、低息贷款、无偿援助、出资捐助这些词汇；日本的知名企业家，比如松下幸之助，也成为报刊介绍的榜样；日本的企业精神，人们更是津津乐道。

一次去深圳，看到一个巨大的工地，熊谷组正在作业，出来上路的车辆全部清洗干净，大家感慨良久，最感慨的是，这还是在中国，是在没有任何要求下的自律。

招商引资的时代，你会深切感受什么叫“使劲浑身解数”，就连海外关系，这个曾经的怀疑对象，转眼间也成了最令人走红的称呼。

日商、港商、海外华商，后来台湾对大陆解禁，又加上台商，以后再加上美商、欧商，为了把他们请到自己这片地盘，上到领导，下到有海外关系的老百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旦请来了，领导有面子，是政绩；百姓有身份，是能力；社会呢，有了就业和税收，是财富。三大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迅速起步，日益壮大。据统计，1979年至2011年，中国大陆共利用外资13664.54亿美元。

急需外资外商，可外商外资中障碍最少、沟通最快的又是日本和港台，而这三个地方与中国与大陆却都有那么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尤其是台商，原本就是村里、镇里、县里过去的，非亲即故，如今急切需要人家回乡投资建厂设商，可中间那段经历如何解释？

于是，鲁迅的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一时间在舆论中格外吃香。

不过，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对外资外商见钱眼开、有奶就是娘、低三下四，种种情事，也是层出不穷。那是个全民经商的年代，更是个资和商无比匮乏的年代，所以，对资和商，自然看得比什么都重，连军队、学校、机关都经商办产业，什么部门都在那里拼命创收，遑论其他？

人一阔，话就变。当财大气粗成了社会主流意识后，对海外招商引资在公众话语里日渐衰微，说得最多的不再是招商引资，而是如何走出去，怎么到海外投资经商消费了。外商外资，起码在舆论场，如今显得越来越无所谓，而且一有风吹草动，抵制、捣毁、滚出去，瞬间还能高昂到极致。

抵制，这在缺资少商的年代根本无法想像，也没这个意识。招引还来不及，何谈抵制？有病啊！大家不骂你才怪！可见，抵制也不能说就是愚蠢，有了选择，尤其选项丰富后，才可能出现抵制，不然，独此一家，抵制之后用什么？

置装费

听说过吗？知道吗？记得吗？纳闷吗？

这个，恐怕比尾随围观还更令今人费解。什么叫置装费，什么人才会因置装而发费用？

我来告诉你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有几十年，凡是出国的人都发置装费。那个时代，出国可是天大的事情，多数人一生连想都不敢想，这当然指的不是出去打仗，更不是偷渡了。

出国是待遇，而且是很高的待遇，说明组织相信你，也说明你有资格和地位。一旦福星高照，政审通过，通知你出国，就会办学习班，学习出国须知，告诫你什么准许、什么不行。

然后就是置装。内外有别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在国内没什么像样的服装无所谓，反正绝大多数人都没什么正式场合的概念，就是有这个概念也没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衣服上下都打着补丁、磨着边呢，凡事凑合凑合也就过去了，穷讲究个啥？

可有幸出国的人就截然不同了，人有脸，树有皮，一套体面的衣服是最起码的。好在那个年代，能出国的人都是公派，公家派你出去，当然会为你解决行头问题，如果凭你自己那点薪水，估计做条哔叽裤子都不够。

置装费，简而言之，就是公家花钱为你做一身毛料衣裤。如今回想起来，发置装费有利有弊。有利的是，自己省钱了，白捞一套新衣服，还是好料子；不利的是只有这一套，而且举国一个模式。

那个年代的人可没有什么休闲、运动、礼服之分，也没钱去想什么正装、便装，从登上路程开始，到逛街、会见、参观、游览、吃饭，都是一身衣服穿到底。只要看见服装一模一样的一队人在那里东张西望，任谁都会猜到这是中国大陆参访团。

那时虽说穷，兜里模不出几个外币，但还真守规矩，没出现过现在举目可见的那些丢人的丑事，当然，出了国，也不准你自己瞎转悠，所以也没什么现眼的机会。

改革开放了一段时间后，出国日益增多，人们兜里的钱在增加，平时的衣装逐渐向好，置装费虽说还保留着，但人们对那点钱裁制出的衣服已经看不上眼了，可怜巴巴的置装费发放后，其实都成了生活补贴。

出国机会

现在，出国算什么？出国可以自己选，大不了自费，花点钱跟着旅行社来个几国游呗。

可过去相当长的日子里，出国无不靠单位，还尊称为机会，是公费。

改革开放后，在单位里混，尤其在机关里混，混得好是会有出国机会的，但很多出国与业务无关，而是奖励加鼓励，再有就是用出国名额拉关系。

有的单位出国机会多，干脆风水轮流转，规定每人每年平均一次或两次。可是，国与国不同，对有的国家，别看平日口号和书面里都是同志、兄弟，那叫一个亲，到了出国时，就只认另一种标准了。凭什么他去日本、西欧、北美，干嘛让我去朝鲜、越南、肯尼亚？

有一单位为了解决矛盾，实现公平，不得不规定：蒙古、朝鲜、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非洲贫穷国家等，算半次出国机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算一次，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英日，算一次半或两次。换句话说，你一年内如果去了一次美国，就没机会再出国了，假如去过老挝，那还可以再有一次半的机会，换算起来，或许能再跑趟西欧某国，外加一次缅甸呢。有人较真，调侃道：去那些半不拉拉的国家怎么算？比如苏联、东欧、巴西？回答是，因国而异。

公费出国，除了高级别的，都是两人一屋，自然是同性。我有一次跟着出国，在意大利遇着大雨，两人才发一把伞，身体只得贴在一起，为的是躲进雨伞里，可当地人想歪了，见我们这拨又是同屋又是一伞又是勾肩搭背，就笑着说：你们中国真开放！

啊，别忘了，多少年来，出国还一直发零花钱呢。尽管不多，可在当初我们都穷得叮当响时，这点钱就是财富。只是既要吃饭，又要买东西，就犯愁了，怎么省都不够用。那时大家都带方便面和榨菜，放半箱子，再买个热得快，躲在宾馆屋里泡面，吃上一路，腾出的空间正好购洋货。

今非昔比，现在走到哪吃到哪，还吃好的，还要找包间，还骂骂咧咧：什么破地方，连个包房都没有！

出国机会当然不能忘了上级单位和关系户，好事大家分，不然将来怎么混？

每个单位的出访团里，特别是在那些演出团体里，常常会夹杂着几个陌生面孔，大家对他们还要格外照顾着，管吃管住管买礼物。日本人对我们的这种关系了如指掌，对那些不知什么来历的团员反倒分外关心；可欧美人就直言不讳了：你们团里的那几个剧务，怎么不干活，老闲坐着啊！他们哪里明白，那些“剧务”比团长还牛！

改革开放之初，出访时忽然溜号、出国演出途中潜逃不归的，越来越多，防不胜防。我当年认识的演员，还是名演员，芭蕾、民族舞、杂技、演奏，算起来有七位跑了。开始还叫“叛逃”，后来人数太多，就改称“滞留不归”，给大家留个余地，别把话说死，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管制不再严酷的结果。直至出国成为家常便饭，这类叛逃、不归才日渐减少。

出口转内销

这么个词，已经很多年看不见了吧，但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大概并不陌生。那个年代，只要在马路上一见出口转内销的招牌，眼睛立马会发亮。

为什么那时的人们都喜欢出口转内销？

简单说吧，外贸产品，就是出口卖给外国人的产品，要比卖给国内的产品质量好、款式多、花色丰富，看起来有模有样。

用裤子做个例子。我们买的裤子只有三个号，差不多就行了，所以裤腰与实际腰围往往存在一定的距离，等系上皮带以后，裤腰出现五个以下的褶子算很正常了。那时的裤裆都奇大，咣里咣当，臀部那块基本是松松垮垮。当时的男人穿裤子无不把裤腰系在腰身以上，只要街上有人把裤腰系在肚子以下的，肯定属于外宾，是可以顺利走进宾馆和友谊商店的。

衣服做这么难看，有人要吗？这就是今天处于市场经济的人们对计划经济的不理解了。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什么都要票要证，衣服是要布票的，能买一件新衣已经不易，谁还挑挑捡捡？那又是个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岁月，讲究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会受批判的，而粗糙、随意，反倒给人一种革命化、劳动化的感觉。

那么，当外贸产品过剩，或者不合格，被人家打回来了怎么办？别着急，转内销，反正国内有一大帮人正望眼欲穿呢，爱美之心毕竟不会消亡。

那个年代的事情，今天很难想像，突然间全国一起吃古巴糖，忽然间全国又一起吃上了伊拉克蜜枣；还有一段时间，北京满大街卖番茄酱，有小桶的，有大桶的，凡是大桶的都会打开来散着卖，没几年，又开始在副食品商店水产摊上成堆成堆地销售某类鱼。这些东西既便宜又不限购。前面带外国名的，那属于革命外交问题，后面的就是出口转内销了，而且是大规模内销，估计是出口遇到挫折了。

如今，如果再有人打出口转内销的招牌，你会是一种什么感觉？残次品？小看中国人？崇洋媚外？

出国人员服务部

怎么？还有专为出国人员服务的地方？今天要是再有这种地方，人人都会以为是脑袋瓜注水了，谁不出国啊？如果是出国留学服务，那还说得过去！

当年这可是真的，就在北京，最初在外经贸部安外大院，后来迁入惠新东街，那是人人向往的地方，每天车水马龙、大包小包，拉着扛着推着。如今这地方还在，早已改称公司，主营业务改做别的了。

出国服务部服务什么呢？

改革开放初，公派出国人员数字逐年上升，回国的人总要买点国内紧缺的东西吧，因为国内还是计划经济，短缺是特色。如今的人已经无法想象，那时回国必带的东西是电器，最爱的就是日本电器，日本彩电是爱中之爱。

买的当然是免税品，出国人员服务部主营的就是这个。

免税品业务在中国大陆源于改革开放，开始于 1979 年底。为节约国家少得可怜的外汇，也避免中国大陆人回国时肩扛手提的难堪形象，对外经贸部门开始向出国人员供应免税商品。

最初的出国人员都是为自己家买东西，置办齐备后又为亲友带东西，电器总是供不应求，所以常常是先发票，等货到后，再通知带票带钱去某地提货。我家在1980年通过一位回国的好友终于弄到一张日立彩电票，是我父亲和哥哥骑着自行车到北京长兴店驮了回来。从此我家第一次看上了彩电，14寸，左邻右舍都赶来围观。

改革开放没几年，刚刚1986年，全国免税商品销售就超过一亿美元。但这种繁荣是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是短缺的结果。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市场经济，国内商品市场日益繁荣，这种免税品业务也因此一路下滑。惠新东街那里再也不是人们向往的所在，如今这个地方恐怕早已默默无闻了。

当年出国最想购买的那些东西，现在连乡镇超市都有，如果网上订购，第二天就送到家了。要买免税品，如今也是化妆品最多。可30多年前，中国大陆人已经不知道化妆品为何物，抹点雪花膏就算很高级了，再说，如果不上舞台，化个妆那也是旧社会资产阶级太太小姐干的事！

不卑不亢

很多年前，不卑不亢，这是常用词，只要涉及外国人，文件里都会严肃地来这么一句。可是活了一把年纪，才明白，只要涉外，这条最难做到。

有一件亢的往事，我记忆最深，简直就是终身难忘。

那是1971年，当时中苏关系最紧张，远远超过了美帝。我路过北京东四十条的十字路口，那里距离苏联驻华使馆不远，如果挂着使馆牌子，里面多半坐着的就是苏联外交官。一天，我看到一位交警站在一辆使馆轿车前大声训话：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决不允许肆意践踏、胡作非为，破坏交通秩序！车窗摇下，里面坐着的那位外交官很合作，频频点头。

虽说我还是小孩，但也觉得这实在是小题大做，至于嘛，扯那么多那么大？

那时，亢的时候还特多，游行示威喊口号直至火烧代办处，无一不是极度亢奋，然而，外宾专用，恰恰又是时代的鲜明特色，专用，就是为了不让他们看到外面的另一面。

亢和卑，其实是一体两面，凡是外表最亢的，内心里都是最卑的。正因为心理自卑，所以情绪往往也最容易发亢。心态平稳，不会卑，亢又从何而来？

不卑不亢，至今我都难得见到，多年过去了，依然不是卑就是亢。需要的时候，肯定是卑，一遇矛盾，马上转亢，就是不会不卑不亢，老是找不到中间那段的感觉。

不卑不亢，我就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顾土阅览室